文学早已不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

^ko^

x 朱天心&唐诺专访

灵子/文

本文由《独立阅读报告》独家提供

　　晚饭时，朱天心指指手中吃掉一半的甜品，轻唤一声：“谢材俊，杨枝甘露。”对方摆摆手：“我不用，还没到吃甜食的时间，抱歉抱歉。”

　　小小的场景几近典型地展露出夫妇两人的特点与习惯。漫于纸面的豪情之外，现实是一襟柔情晚照。

　　“小说书写者”朱天心——他们惯常拣选这个字眼，恐称“小说家”太过狂妄——生活里永远这般语气温婉，低眉慈目。52岁的她看起来仍像中学生，有时带着与其在台湾文学界的声名不相符的怯生生，让人难以想象她作品里面的执拗和火气究竟何来。

　　“专业读者”唐诺（原名谢材俊，笔名源自美国“梅森探案系列”小说男主角“赖唐诺”）则总习惯以“抱歉”作为一段话的句点。在近期京沪四场讲座里，常有读者向他提出“伪”问题，他细细剖析开来，告诉你为什么问题为伪，为什么事情不是非A即B那么简单。然后，“我很清楚我并没有解决你的困惑。抱歉抱歉。”

　　他们在上海的第一场讲座定于4月21日，赶上全国哀悼日。读者们从早到晚打了无数电话来，担心讲座会因当天娱乐文化活动全被叫停而取消——毕竟，歌手光良仅仅是在这天给爱犬洗了个澡，就遭到爱国又暴怒的网友们声讨——唐诺宽慰大家道：“放心，我们举行的是哀伤的文化活动。”

　　说哀伤，倒也不全是玩笑。次日复旦的讲座中，唐诺提及他日复一日写作的咖啡馆里，总有一个妈妈在批评孩子学习为什么那么差，总有一群骗子在讨论股票和楼市，但再也听不到人们讨论文学。“你越来越清楚，文学早已不再是人生的基本事实。”

　　“今天在台湾，如果你谈文学，很难超过25个人到现场，即使来的是非常好的文学作者。但是只要挂一个头衔，比如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某公司的副总来谈投资理财，一定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话到这里，唐诺一笑，“可我不是在哀号，我只是陈述事实。”

　　在大部分人那里，文学和生活已毫不相干。但对唐诺朱天心而言，很难分出二者的界限。

　　他们身边全是书写者：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是军中作家，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来台；母亲刘慕沙是台湾著名日语文学翻译家；姐姐朱天文是著名小说家，电影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妹妹朱天衣亦曾写作。朱天心自己十六岁便在报纸上连载小说《长干行》，十八岁创作长篇自传《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至今重版十多次。

　　“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他们的老友、作家阿城曾为朱天心的作品《古都》作序说。

　　唐诺天心是高中时期认识的。彼时唐诺编校刊，常去约作家朱西宁的稿子，慢慢与同龄的天心熟识。十年后，应读者的强烈要求，两人结了婚。
“人们总在想象我跟这么一个十几岁就名满天下的人——那时候所谓天下就是指台湾——结婚该怎么办，觉得我一定是在酗酒，然后回家捶桌子：‘我都没有自我！’”唐诺笑笑，“你们真的想太多了。”

　　日常生活里，他们每周七天无休，在同一家或者分别两家咖啡馆里写作，从上午九、十点钟到下午两点。这些年里，单他们眼睁睁看着死亡的咖啡馆便达五家之多。

　　唐诺总是天心作品的第一读者，二十多年来，他负责誊写天心的作品手稿。他又向来要求严厉，偶尔评论天心作品时，好友、小说家骆以军都会忍不住出来打圆场：“没到那样啦。”

　　“我们很少谈小说真正处理的题材，我不会进入她的工作坊。不是因为朱天心不相信我，而是我担心她有时候会相信我，那会弄乱掉。我希望她保持自己的思维，书写永远是孤独的。”

　　与姐姐天文的迥异书写，某种程度上可以给这份孤独做个注脚。她们从小到大从未分离超过一个月，成长于同样的环境，认识同样的朋友，甚至读的书都是差不多的。两人文学风格却截然相反。朱天文淡泊超然，仿佛世界喧嚣都无法进入自己的沁凉世界。朱天心用阿城的评价则是：“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一种强悍的敏感。敏感并非是阴柔的，所以朱天心的强悍类似玉石。”

　　从八十年代《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开始，朱天心由青春小说转向对弱势族群的深切关注，此后一直关切公众事务，因为“政府的好坏是一时的，建设公民社会才是长久的。”

Goby

朱天心专访——纯文学的恐龙在这里

　　我关注的东西越多，可以写的越少

　　问：你会参加社民党，参与倒扁活动，关注现实议题，这种与现实很紧密的状态会不会与写作需要的状态冲突？

　　朱天心：在早期我比较感觉不到，甚至觉得这是互为表里的。你看到现实问题严峻，很想做点实际的行动。但写作是一个很缓慢的事情，有它自己的时间表，有时候需要二三十年的沉淀。真是急死人了。所以你会找寻一些写作之外的社会实践，不管最后结果是否尽如人意，多少你有做事。这也是为了保护我的写作，我好怕我心急之下会把自己唯一会的事情变成工具，比如明天要游行了，我今天赶快写一个工运小说……

　　可是最近参与社会事务有了新的感受。以前我会觉得要向强者——不管是社会主流，还是拥有权力的人——说不，是很困难的事，需要很多勇气、对策。这三五年，我觉得向弱者说不是更难的事情。但只有你两者都能做到，在文学上才有全然的自由。

　　这种触动来自我的实践体会，也有我看到的文学经验。比如陈映真，很左翼的作家，像大陆三十年代的作家。他对笔下人物充满同情，他们已经这么弱势了，会忍不住把他们都……

　　问：美化？

　　朱天心：甚至神化。也许你把这看做社会工作，替他们发声，可是在文学上，任何神化都会伤害到你的文学性。我在社会实践中会感觉到，有些弱者，可怜之处必有可恨之处，你要完全地写出一个生动的人的时候，无法只选择他可怜的或者好的部分写，必然也会写出他人性里的缺点，甚至卑劣之处。可是又怎么忍心呢？你要替他说话都来不及，怎么会在说话的同时又捅他一刀？所以这三五年我给自己一个功课，要学会向弱者说不。

　　去年我们有个陈映真创作50周年研讨会，大家都在歌颂，只有我一个人的题目是“逃离陈映真”，别人都很错愕。作为一个文学书写者，我对他的敬仰就不必说了，但是站在文学本位的话，我会觉得要是陈映真有一天也敢对他的弱者说不，他的文学成就一定会更高。当然我这个说法得不到响应，大家说陈映真哪里是要文学成就，他是不得已。他是想做列宁、想做毛泽东不成，所以只好写小说，他才没有对自己的小说这么在意。可我自己还是把文学放在最高位，其他次之，我的价值序列是这个样子。

　　问：这三五年里发生了什么让你有如此感触？

　　朱天心：我的好多朋友在台湾做的都是边缘又边缘、弱势又弱势的社会实践。比如台湾有大量外籍劳工。他们在法律、社会福利方面都很欠缺。因为他们不是台湾籍，没有选票。台湾是很现实的社会，虽然知道他们的处境，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愿意帮他们说任何话，他没有投票权嘛。外籍配偶的状况也是一塌糊涂。我看着他们已经做到底了，能动用的所有资源都动用了，自己也很急迫想出一份力。我可能是里头少数能写的人，也想帮他们写，因为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你去帮忙游行也就是多一个人头，媒体能登都还罢了，大部分都不登。你的力量是你的笔，不是多一个人。但是一下笔，你又发现没法继续。我接触的人越多，会使得我可以写的东西越少。我在文学上已经快要到一个致命的危机，可以写的变得好少好少啊。

　　问：那还会那么投身这些政治议题吗？会不会因此要站远一点？

　　朱天心：我很羡慕那种方式，可以一了百了。但我知道自己心很热，无法真正隔离。我现在其实光是做动物保护就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对于外籍劳工之类的活动只能做到互相声援支持，有重要的事情要开记者会，或者要上街头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

　　现在这个结越打越死，好像你在小说里面越不能帮忙什么，就只好在实践里头多做一点什么帮助他们。可是做得越多，能写的越少，这个结我也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

保时捷

素朴的爱国是蛮可爱的，可是这样子好吗？

　　问：你曾经提到“现实跑得比你设想的还快，眼前的荒谬比你想的还要恶意，很难处理这层时间的差距。”

　　朱天心：我一直有一个还没开始的长篇题材，想用列传的形式把台湾的一代人写出来。我心里有二三十个名单，绝大部分是政治领域，比如陈水扁。这么多人崇拜他，没道理，你本来很想把他们从神坛上拉下来，想写原来他们过往是怎样的人。可是你还没准备开笔，他已经是全国的过街老鼠，不用你讲，有人比你还讨厌，比你还恨。你的动力本来是告诉人家他不是那么好，但现在好像倒过来你在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这个荒谬感就在这里。

　　台湾这么更迭的政治状况，还不待你把真相还原出来，他们自己都已经说明了。我曾经很敬重的一位民进党人士张俊宏，在牢里写东西的人，他今年初在台湾一个县选立法委，只有两千票，都是亲友票。人家都已经自动弃绝他了。那又何需你去讲他？这些都是我面临准备了这么久的大题材的一个困境。

　　后来唐诺有提醒我说，你要描写一个时代面貌，也可以不要这么政治。倒不是说安全之类的考虑，而是这些政治人太经不起了，他们本身可能就没有多了不起的思想和学问做支持，是纸片一样的人，寄托不了很多。不如把这些人物改成你更熟悉的文化界的人，很多人在台湾、在大陆两岸都在神坛上，你不觉得把他们揪下来更有趣吗？尽管开一个大车要转向不是那么容易，可是这个提醒确实对我有帮助。

　　问：你为什么选政治人物作为反映时代面貌的切入点？

　　朱天心：我们这些1949年跟父亲到台湾“外省人”，从小受的是忠党爱国的教育，可是到了二三十岁，碰到大的政治变动，当场变成一场笑话，甚至是污点。在前十年，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刚开始主政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外省人，会时时被问到说：万一有一天两岸打仗，你会选哪一边？他不用等你回答，就认为你一定会倒向对方，一定会通敌的。你的忠诚度会因为你父母的出生地而被彻底质疑，所以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理解和关心政治的问题，它会来理你的。它伸手向你的时候，你会有你的困惑、不平、愤怒，所以很难免想要把政治当成一个重心。

　　另外，很多人对我而言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年轻时长期有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从没有占过任何的身份的便宜，却被本省人那么痛恨？而且当时还打着民主的旗号，民主怎么会是这样激烈残暴的方式，民主不是应该更宽容、更多元吗，怎么会是“外省人滚回去”这样的排他？为了解决这个困惑，我找了很多党外杂志、禁书去看。看的时候知道，原来台湾人也有很多伤心事，他们的生命史、家族史充满各种各样的苦痛，以前被日本人、后来被外省人压制和剥夺。好比规定说国语的时候，很多说了一辈子台语或者日语的人就像失语一样，六七十岁的人也没办法重新学国语，开电视也看不懂，听广播也听不懂，他对国民党怎么会感激呢？痛恨大概是最正常的。虽然我不一定能接受，但我可以理解他们了。在大量阅读的时候，我补修了很多台湾学分。那个时代勇敢地写这些文章的人，对我都有这样解惑的意义在。

　　问：你小时候在眷村的经历，对当时被误解的愤怒，是不是最初的写作动力之一？

　　朱天心：当初也许没这么自觉，可是现在看回去，确实如此。

　　外省人有很多种，眷村基本是外省人的底层，是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才会有的。国民党一再在喊反攻大陆，直到韩战起来，国际格局变化，知道肯定回不去了。这时候要为这200万大军找个容身之处，才盖了大量眷村。眷村在城市的市郊边缘，是台湾人都不要住的地方、不要种的田，非常孤立，而且可能在这里住一辈子。你要是运气好认识本省的朋友，或者运气更好结婚的对象是本省人，可以知道本省人的生活和想法。可是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眷村，社会的变动他永远没法了解，一直活在假想的中国大陆里头。

　　这些人生活状况很悲惨。比如最初是不准许军队的人在当地结婚的，因为随时准备回去，结婚就会有牵扯。韩战之后允许结婚，老兵们年纪都大了，那一点点微薄的薪水只能娶到穷人、残疾或者山里的原住民、东南亚新娘。穷人跟穷人结合的结果通常是永世不得翻身，甚至小孩都有可能是残障的。你可能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外省老兵样子，在眷村含饴弄孙，好有福的样子，其实才是带他的儿子。

　　可是这些人在台湾剧烈变动的时候被卷入，被看做是国民党的帮凶，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被认定是国民党的铁票，每年不管任何选举国民党推再烂的人出来，在台湾社会的理解里，眷村一定会选你的票，你的票箱就不用开了，一村三百人，打开之后三百票肯定都是国民党的。但我看到的情形不是这样子，他们这么悲惨，哪里获得利益？我会为他们不平，我觉得自己还有笔，被误解还有说话的余地，可他们就没办法，所以我会写《想我眷村的兄弟》。

　　问：这时开始你的风格变了。此前还是青春欢笑题材的，比如《击壌歌》，现在拿出来再版，大家重新看到当时高中女生对国民党领袖的崇拜，会觉得政治不正确吗？

　　朱天心：去年我在香港书展，马家辉直接点名问，你怎么看待你过往对国家民族的这种用感情的方式？我丝毫不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觉得这是个可耻的过去。“外省人第二代”是跟着父辈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你的命运与他绑在一起。你们想象的敌人、对历史的记忆、使用的语言都是相仿的，将来能不能回大陆去也是看蒋介石，很自然对他是对待亲人、父兄一样。这对民主来讲当然是很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能对一个权力拥有者用感情呢？你用感情和信赖不是等于交一张空白支票给他吗？予取予求，随便任他打任他关？可是这确实是在历史情境下曾经真实的一个阶段。

　　所以到后来会很感慨，在李登辉后期和陈水扁的时候，你会看到，唉，悲剧又重演了。你会看到大部分的台湾人会只因为这两位跟他们说同样的方言，一样的历史记忆，一样的价值观，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人。以前说外省人跟蒋介石如何，毕竟是在一个没有人懂什么是民主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大家都认为是民主的时代，结果你还是重蹈覆辙，你还是一样用信赖对待一个权力者。外省人眼睁睁看到悲剧发生又无能为力，因为他在这十年是失去话语权的状态，你要是说你们要想想我们以前走过的路，对方就会说，哎，你们的人当统治者的时候就什么都对，换我们了你们就不高兴啊。或者，外省人已经爽了五十年，我们本省人爽个两年有什么关系？你对民主的这番体会和启蒙变得没意义。《击壌歌》也许这时是一个负面教材，固然素朴的爱国是蛮可爱的，可是这样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