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女红作品。。。

雪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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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有三件女红作品。

    这三件年代跨度比较大的手工艺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民生。这些手工艺品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的产物，而现今的城市现代化终究会使它们消失，成为博物馆的研究和保护对象。

    日本著名的民艺学家柳宗悦曾经说过：“手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原因就是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空虚。。。。。。如果工艺的文化不繁荣，整个的文化便失去了基础，因为文化首先必须是生活文化。”

    让我们就做个小小的收藏者吧，珍藏起你身边的那些手工艺品，用心去感受制作者心灵手巧的温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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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乔太守送的栖霞棒槌花边。

    棒槌花边工艺复杂，但制作工具却非常简单。妇女们将长短不一的麦杆或稻秸用线绳密密地订在一起，形成一个直径不到一米的圆形，然后糊上厚厚的牛皮纸，往木架子上一放就可以工作了。妇女们根据欲织的图案样子，依花边的宽窄和花样来决定线头的多少，依赖在图样上续插续拔的大头针（又称花边针）之助，才能锁扣、编织、拉紧，而织成花边。织花边用的线缠在一个10多公分长的小木锤上，续织续放线，故称“棒锤花边”。织时用手指夹线锤数个，在两手间扔来扔去，状似弹钢琴，小棒槌“叮冬”的撞击声，好似优美动听的音乐。

    说起栖霞花边，就不能不提起英国人传教士马茂兰。

　　1858年6月，中英《天津条约》签定，烟台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对外开埠的口岸，各国纷纷在烟台设立领事馆。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随之传入。
　　
    马茂兰1890年和夫人利蕾从上海搭乘轮船到达烟台。在传教过程中，马茂兰夫妇发现烟台妇女个个心灵手巧，会绣花，会剪纸，鱼网也织得非常漂亮。于是马茂兰夫妇就产生了利用传教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向她们传授一门谋生手艺的想法。就在这时，利蕾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海尔济的妻子梵妮相识。这位美国妇女一直在中国妇女间教授花边编织技术，是西方差会教士在烟台教授花边的第一人。于是二人合作在烟台开办了一家花边讲习班，1893年夏天,第一期讲习班开学，招收了17名烟台妇女专门学习花边编织技术。不久，由于健康的原因，海氏夫妇双双回国。马茂兰夫妇接替了他们所有的花边板架、花边样子，还有那些花边订单。

　　1893年，为了开展业务，马茂兰在烟台大马路创办了“仁德洋行”。公司的经营范围很广。《山东长老会概况》一书中这样写道：传教士马茂兰在烟台设马茂兰公司，经营花边、发网、绒线、印刷、西药等，对中国输出资本。

    为了培养更多的花边艺人，马茂兰夫人在烟台成立了一所教授花边技术的学校－－培真女校，专门收容家庭贫困的女子入学。学校的地址就在现在的烟台三马路南山路口。学校采用半工半读的形式，最多的时候学生人数达到500多人。这些裹着小脚、穿着土布衣衫的女孩，用她们那蹒跚的脚步走出了烟台“棒槌花边”工艺长达百年的历史。

　　到了二十世纪初，仁德洋行已成为山东资金势力最大的洋行，马茂兰也因此一度被推选为烟台的外国商会主席。其经营的这种返朴归真的室内装饰布料在海外颇受欢迎，订单渐渐多起来，并远销当时欧洲的英、法、德诸国和美国、加拿大等地。据马茂兰的女儿慕马快乐在1971年撰写的回忆录《马茂兰夫妇快乐的一生》回忆说：父亲找到了美国和其它国家销售花边的市场，添加了雇员，每早上班前大家先读圣经祷告，并鼓励他们礼拜天进教堂听讲。这个新设的事业起名“实业差会”。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培真女校生产的花边产品已远远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仁德洋行便将绝大部分原料售给周围各县的花边庄小业主，再由他们组织当地的农村妇女进行编织。这样以来，“棒槌花边”便在烟台周围乡村很快发展起来。

　　1898年，马茂兰来在栖霞的臧家庄村和小栾家创办了花边学校，从烟台派了专门的技师，开始在这里传授棒槌花边制作技术。栖霞虽然不是马茂兰最早传授“棒槌花边”技术最早的地方，但是当时烟台周围各县的花边业却以栖霞最为盛行。到1914年已几乎遍布全县。从1915年到1921年达到顶盛时期，从业人员达数万人之众。栖霞规模较大的花边庄号就有华和成、恒元记、同聚福、福顺成等19个。

　　1916年，老马茂兰在烟台病逝，洋行的所有生意便由其长子大马茂兰接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查封了仁德洋行和培真女校、培真小学，花边业逐步走向衰退。但是这种精妙绝伦的民间工艺却在烟台农村扎下了根。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如今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已无传人，而在中国也只有以栖霞为中心的胶东一带还能看到它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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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