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强租烟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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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法国强租烟台山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清政府下旨，改定烟台为通商口岸。六月二十三日（7月30日），法国公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y）面谒总理衙门，提出“英人在福山县通商口岸地方，将空地全部租买建盖行栈，未与法国留出余地，殊属无理”，请总理衙门“照会英国，不但应分与法国地段，而俄美两国亦当留以余地。”五日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报称，并无此事，且法国领事发达生（疑即烟台滋大洋行的业主福开森，T. T. Forguson，英国人代理法国领事，又作福格逊、法格圣、发多玛等），正指定地基待租。七月十七日（8月22日），王启曾主持烟台开埠，而恰在次日，咸丰皇帝死于热河。随后，哥士耆致函崇厚，正式提出要在烟台“租地”，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设立法国租界。崇厚遂令登莱青道崇芳与烟台法国领事发达生会办。
早在五月初四，英国领事马理生（Martin C．Morrison）已经先行指定租地界址，照会董步云。而当年七月，发达生才照会王启曾。董步云因为两国指定界址相同，都在烟台山以南，只是面积略有不同，于是决定两国会商再办。崇芳到任后，即照会两国让他们各自请示上级，并多次会商办理，可是两国领事各不相让。九月中旬，马理生接到英国公使批示，未批准租界之议，但马理生认为，英国租地照会再先，当时烟台的洋商均系英国人，这些洋行不能不租地居住，甚至马理生的住所也在其中。法国则没有法国商人，仅有一个游击（武官）在烟台山之东驻扎，若要租地，法国应该租山东边一片。并且英国公使是因为不了解烟台的的情况，以为大宗生意都在天津，才未批准在烟台租地，实际上烟台商业“日有起色”，马理生决定进京面禀英国公使。马理生又查看了法国所绘的地图，很是生气，认为法国人所画地图，系模仿英国人所画，且法国地图中已有英国地基属于捏造。而法国领事发达生则以业经禀明法国公使为由，不愿意协商，屡催赶办。
崇芳觉得，如果给法国办理租地，则马理生已在此地居住两年，将无房屋可迁。大概是因为刚刚将衙署迁往烟台，触景生情，于是一厢情愿拟出折中办法，即将来仍由马理生在现在住所居住，按原尺寸在英国所租地中拨给法国作为补偿。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九日，哥士耆再来总理衙门，称崇芳以“未接英国照会”答复烟台法国领事，对法国租地一事没有积极办理。质问“法国之事，何必俟英国照会”，并强迫总理衙门立时写就一文，蛮横限令崇芳“到文后十日内妥办申复，不许刻延。”
九月二十二日，发达生照会崇芳，内称英国公使已经和法国公使商定，所指地块租给法国，英国无须租地。并质问崇芳“为何迟滞不定？既已迟滞未定，如有关系，自然贵道干受”，语近恐吓，要求崇芳出示晓谕此地段不准买卖土地。崇芳认为“其词语乖戾，已不尽在情理之中”。次日，发达生又带领武官端托养及翻译余某，持法国提督“戴柯”的名片来见崇芳，当面递送照会，内称马理生所买住所，系“在合约已订给法国兵官所屯之地内，此地乃本督之地。本都全掌中国北边本国兵权，将兵安置其地，谁敢出卖？”“即已出卖者亦作为废纸矣”。崇芳晓之以理，发达生竟然恐吓道：“贵处如不照办，将来兵勇滋闹，请自承受，本领事概不与闻。”崇芳对此评价云：发达生本系英国人，“以商贾滥充法国领事，其与公事诸所未谙，又兼心性狡横。迹其鸱张，跋扈之端，不一而足。”租地一事“决不自思先后情节支离，于理未顺，稍行悔愧，以听调停，乃敢唆使伊国提督，挟众制陵。”崇厚得知后也认为“发达生任性狡妄，并带同武官哓哓争辩，无理之至”。
十月初六日，天津法国领事谒见驻扎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称英国已在烟台租地，法国愿意出银偿还英国，租用此地，居然拿出了哥士耆越俎代庖，以东海关监督名义拟就的一份“告示”底稿送达，其中有“所有烟台芝罘海滨岸嘴小山极末之处，均为法国永租地址，其界西北东三面皆系临海，东南以从前法国兵丁坟地东南角为界，正南即从坟地东南角起，沿坟地南面一直往西北，至从前法国屯兵所开沟路极南之处为界，再随沟路一直抵海为西南界”等语。
迫不得已，十一月份，崇芳令福山县县令与法国副将兼署领事孟彼沙（又译莫彼沙）一起开始丈量租地地亩。烟台山之南有地二百亩零二分七厘二毫三丝，多系民田，指定为租界并无争议。而烟台山“为烟台要区，赖为保障”，山上道光年间建有防备海寇用的炮台一座，山南坡又系当地人的坟茔，不宜划入。但孟彼沙坚持将整个烟台山一并划入。崇芳经请示崇厚，“中国断无将炮台租给外国之理”，坚持按照条约办理。法国公使哥士耆再次照会总理衙门，指责崇芳“节节留难，有意欺慢本国”，并威胁“似此吞吐反复，将来必釀成事故”，甚至要求撤换崇芳。“查该处地势，若除此山为界，则所余已极无多，殊属不成片段，本国何必多此一举，租此不合用之地？”坚持划入烟台山，“毋许有饰词，故为不了之局”。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新任道台潘霨到任之后，亲往烟台山勘察，大吃一惊：“石匠数十名在此开凿，丁丁之声响彻一里之外”。经查，系前法国领事发达生，雇佣广东人刘老克，在此开山采石，卖给本地人盖房及商船压仓，已有两年之久，赚取银子一万余两。发达生何以猴急地要租烟台山，这才解开谜底。潘霨与孟彼沙交涉，孟彼沙自治理亏，毫无异议，潘霨遂将石匠唐春先羁押查办，并出榜文和照会，不准采石，甚至还行文到法国公使、英国公使处，要求赔偿。
同治二年四月十五日，恭亲王照会法国公使称：“该处居民有多端情节，均极敬重此山，资其保障”，拒绝了划租烟台山之议论。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国公使柏尔德密（Jules Berthemy）照会总理衙门，称“重念此山为民情所共向，故亦不为异说”。可是，世事变化往往出人意料，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出任后，一改前任观点，对烟台重视起来。到同治五年，英法两国公使经过协商，在前划地块中“准界内各国人民均得共租地段”，“毋庸专属法民承租，即他国任便分租，亦无不可”，法国设立专属租界一事遂作罢。而烟台山虽没有划入租界，但是“自开口以来，各国商民已将炮台左右田地，均与本主议价租妥，以致该山未租之地甚少”。两国于是照会恭亲王称“炮台左近一区外，其余该山可用地基，均准各国便租，以免日后复生辩论”。二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答复：“无碍防御炮台之空地，准由该处地方官会议，按约办理。”至此，烟台山也基本上划入了待租区。六月十二日登莱青道会同代理法国领事李韪良（William Hyde Lay，即李蔚海），起除了同治四年法国原立界石。又查明烟台山顶炮台、官地共计三亩地，炮台附近民地六七亩，经批准，潘霨动用船钞一千五百两，将民地中与炮台相连的扼要之所买下，建立了龙神庙，大殿前设香案，作为节日行礼公所。又在炮台上设立凉亭一所，“非惟可壮观瞻，且可资瞭望”。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