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我就是对高考制度不满！”

香山小灵通

记者问她，是故意从优生变为差生的吗？“有一点吧。”


“想想自己真的挺无奈的”


南阳八中是一所市重点中学，实行封闭式管理。“老师太负责任，规定学生饭后多长时间内必须进教室，而且每节自习课都在班上‘监视’，一点自由都没有，就像囚犯。不想学还要装着学，怕老师批评。”


高一高二时，学生们两周放出去一次。到了高三，就变成一个月一次了。早自习就是上课，一三五语文，二四六英语。“早上记忆力好，所以就拿来背书。”然后就是上课，下课，上课，下课，晚自习，天天如此。记者问多多晚自习上到几点结束，她说不知道，“反正有铃声，铃响了就结束了”。


“我们村上考上高中的就没几个，考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初中时候的蒋多多成绩还不错，刚上高一时，她也像许多背负着家庭希望的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听课学习，成绩中等。但是高二的时候，她开始沉迷于写作。她的课余时间全花在写作上了，没钱买稿纸，就在她用过的英语练习簿上行与行之间空白的地方写。


她写了中篇小说《睡美人复仇记》，“有关台湾统一的，就是讲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本来很相爱，但后来由于一些小事他们各自的地区引发战争。当然地名是虚构的。不过最后一段写了，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就像上面所写的一样。”还有《天凉好个秋》、《魂断北京城》、《网中人》等。这样的本子有20多本，共计100余万字。小说创作不断增长的同时，蒋多多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她对于高考的抗拒也越来越强烈起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潜能，可现在的情况根本不是，对有些同学来说完全是在压制他们，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下，根本就没时间、没机会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抱有如此想法的多多对高考产生不屑，“我根本看不起那些优等生，他们都是死学。”她感兴趣的只有语文课，因为自己作文写得好，老师对她印象也不错。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找她的语文老师，老师开导她，听她质疑高考制度。“老师他也觉得目前的制度不合理，但是那些都是课下。而课上他就是为了高考去上课的。”数学课在她看来没什么大的用处，“听也听不懂，对老师也没什么感觉”。


多多说写作只是她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她还想学影视表演。她和父母商量，“他们说我太内向，不适合学表演，其实主要是没钱，听说学费挺高的”。她和他们争吵起来，但是马上又沉默了。“我和他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相反的。”


多多和父母之间的交流常常是以这样无声的方式结束，“主要是没钱”，多多又向记者重复了这句话。“其实影视里有很多角色，并不都是外向的人，也有为内向的人准备的。”她也想过退学，结果自然是遭到大人的反对。就这样，多多继续在学校里等待高考，“想想自己真的挺无奈的”。


学不了表演，也退不了学，多多对高考的不满与日俱增。在考试前一两个星期，她忽然想到了使自己的意见得到关注的方式——就是在高考中违规，在试卷上写上她认为考试制度不合理的地方。


“有这个想法以后，并不敢太坚定，最主要还是想该怎么向父母交代。”但是慢慢的，她的想法坚定了下来，“因为这个考试制度太不合理了”。


于是，她便去做了。“我不后悔。”


“我已走投无路了，我该怎么办？”


6月12日上午，多多来到学校，那天是填志愿的日子。她到了学校才发现原来很多同学都没去。老师说觉得自己考得好就去拿志愿表，多多看着身边都是她“根本就瞧不起”的优等生，她也不敢去拿表，怕老师问这问那的。


但是，“总不能白跑一趟”，于是她就让同寝室的同学给她拿了一张。她拿出笔，在志愿表本一栏上填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本二栏上填了“华侨大学”。


填完“填了也没用”的志愿之后，蒋多多坐上了下午去郑州的火车，她和父母说去同学家，带了些衣服和一两百块攒下的零花钱离家出走了。“因为我喜欢山东”，她又在郑州转车去了山东。凌晨一点多，她在荷泽下了车，在车站等天亮。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也没什么害怕的，因为当时心里挺烦的”。天亮以后，她就一个人在荷泽的街上随便走走转转，在“环境特别美”的荷泽转了半天，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她又坐火车回到了郑州，在郑州姐姐同学宿舍呆了两天又回到南阳。


她还是没有回家，而是在南阳找起了工作。看见电线杆上的招工小广告就打电话过去。“我本来以为就是直接招的，谁知道是中介，还要钱。”她又看见酒店门口贴着“招聘服务员”，就走了进去。人家打量着这个身高一米六、羸弱消瘦的小女生，“说太小了”，不要。她在亲戚家住了两天，觉得很不自在受拘束，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心里想着只要能有个睡的地方就行”，但是，她这样在南阳市里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找工作真难”。


26日，同学带着她去网吧上网，她不会上，同学帮她查了成绩，114分。有些意外，因为并没有出现她所希望的各科零分，而按规定，用双色笔答题的都应判零分。


“那些应该是选择题拿的分，时间太充足了，所以我做了选择题。”在前两天，在被叫到学校去的路上，她还想着肯定是学校知道了高考违纪的事。“当时还以为是上面看到我写在试卷上的建议后比较重视，找我谈话呢。”到了学校，才知道是让她在“考生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字”。班主任告诉她，因为用两色笔答题，她“文科综合”被判为零分了。


没有得到意料中的各科零分，也没有什么教育部门对她在试卷上写的那些话做出反应，她设想中的社会反响和考试改革并没有发生。19岁的多多继续在南阳街头兜兜转转，一心一意要找一份假期工。找不到住的地方，她就坐在南阳师范学院的教室里，前后座都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多多第一次买了本《小说月报》，“其中最好看的一篇叫《我们能拯救谁》”。她听见身边的学生在讨论工作，“他们在议论为了赚钱而去工作，很俗气。”


她觉得金钱是次要的，关键是自己喜不喜欢那份工作。她环顾四周，觉得学习气氛不浓，大学里管理太松了。“可能是我刚从高中出来，觉得人都应该胸怀大志的。”


看书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有一天她就在一栋宿舍楼下坐了一晚上。她在学校里转转看看，觉得大学也不怎么样，“我根本不想上大学”。她很想回家，但是又不敢回去。“他们肯定会问，但是我没办法回答他们。”在外面十多天，多多觉得很孤独，“自己像条流浪狗一样”。在这个时候，她想到了之前曾报道过她“课余写作100多万字”的河南一家报纸，她拨通电话说，“我已走投无路了，不敢回家，我该怎么办？”于是，当地记者在29日陪她回了家。


她的家，在南阳市卧龙区毛庄乡罗冢村，家里有父母——两个普通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