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兵在烟台的罪行

大牛哥

近日偶然看到一本日文回忆录，凭着中日文的部分相近词汇推测，里面所收录的文章，应为日军当年侵华暴行的记录。请朋友翻译后细读，发现其中有一篇自述，与烟台有关联，其所叙述的事件，就发生在距当年的福山县城不远处。这篇自述文章写于1955年前后，作者名叫石田干雄，曾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

鬼子来了

石田干雄，1913年出生，小学毕业后到东京做印刷工人。他在这篇自述文章的开头，描述了一个惊悚场面———“哧……一根火柴擦亮了，硫磺味扑鼻而来。火炕上铺着被子，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靠墙坐着，影子在空荡荡的墙壁上摇晃。”
在黑夜里对峙的，是本来毫不相干的两个国家的普通人，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会在自己的家乡各自度日。但此时，“穿着咔叽色衣服、腰悬佩剑的士兵咧着一嘴黄牙，笑歪了满足的脸。而惊悚的女人圆睁眼睛，嘴巴无声地大张着，身体僵直，其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作者坦承，当时他作为新兵派到中国不足半年，已作为掷弹筒手参加过四次所谓的“讨伐”。士兵们杀牲口，把家具当柴禾，甚至连棺材也劈开烧掉，用抢到的油和面粉做“野战料理”。老兵们更有一句口头禅：“一去‘讨伐’，酒和女人就来了“，并且经常下赌注比赛谁杀人多。搜到女人时，处置决定权在老兵，新兵只管放哨。石田十六岁就嫖过妓，急着模仿那些老兵。
鲁东作战中，石田所在的大熊兵团分在一个距福山县城六七公里的村子。他们五九师团直辖的自行车中队到达目的地时，是1942年11月的一个下午。
田岛少尉命令就地分散，这就是说，可以分头寻找猎物了。石田和另一个叫山口的上等兵分为一组。石田看到村南端住着一个白皙漂亮的妇女，担心老兵知道了跟他抢，就捱到晚上九点多，等大家睡下后，带上刀，揣着手榴弹，摸到了那户人家。

暴行

短短的对峙之后，石田逼向他的猎物。撕打中，婴儿哭起来，石田捂住孩子的嘴，年轻的母亲扑上去，拼命掰他的手，石田抓住女人的脖子把她拖到一边。但是，那母亲不甘就范，抱起孩子继续与他搏斗。石田又去掐孩子的脖子，母亲拼着命地用双手护住；石田挥拳打倒母亲，死死踩住她的肩膀，把她的手“像掰断树枝那样拧上去”，一把抢过婴儿拎在手里。这时，他突然想起了白天看到的灶间那口冒热气的大锅。那母亲死抱着他的腿，被他一路拖到灶下，石田猛地踢开她，抓着婴儿的脚，头朝下扔进了锅里……“一声悲鸣像锥子一样戳进他的耳朵”，瞬间静寂后，是母亲撕裂般的叫声。那母亲喊着孩子的名字扑到锅前，石田一脚将她踹出老远，但是，她大骂着又扑上来，手抓、牙咬，石田顺手抓起被子捂到她头上……

忏悔

石田干雄在回忆文章中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他写道：“我是罪犯，我从心底不能宽恕自己的罪”；“我入侵中国领土，杀死了很多没有任何仇恨的、爱好和平的勤劳的人，强奸了许多妇女，回顾往事，让人不能不责备自己的兽行。”石田痛苦地回忆，“亲手在开水中杀死的婴儿如果活着，现在也许会成为优秀的中学生，成为肩负着中国未来的青年吧”。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在对中国人民犯下滔下罪行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无数日本平民的世界。对此，石田同样进行了痛切地反省：“这场战争，让出身于老师、官员、私塾先生以及我这样的想为国尽忠的士兵都上了战场。但是，我被欢呼的旗海送出之后，都做了什么？我的父母、朋友真是不知道吧。在‘战争’的名义下，上起师团长，下至我这样的普通一兵，都在光天化日下做着普通世界里根本不可能的事……有人类良心的人绝对不允许做的坏事。”

回忆录缘起

石田自述写于1955年前后，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编系列日文回忆录《新编三光》中的一篇。《三光》系列书籍除了记录当年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罪行，同时也间接反映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
此外，1990年，该回忆录曾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中国翻译出版，书名即为《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
那么，这种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回忆录，当初是如何在日本出版的呢？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有资料显示，建国初期，大陆收押日军战犯1109名，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出于外交方面的考量，周恩来总理在1954至1955年间两次明确表态：尽快对日军战犯实行“宽大处理”。
1955年12月28日，党中央决定对这批日军战犯“不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据此，只对1000多名日军战犯中的45人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这些日本战犯返日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编写、出版揭露侵华罪行的书籍，还通过会议、演讲、座谈、展览等多种形式，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否定日本侵华历史的行为进行抵制。
1988年10月22日，他们捐出《三光》系列书籍的稿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分别用中、日文刻下碑文：“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为和平和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中归联在日本的活动促使了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增强了日本民众对新中国的认识，对于推动民间交流、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